热点聚焦 | 孟秀祥：解读十九大报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发布时间：2018-03-13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党的十九大举世瞩目，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令环境学科师生备受鼓舞。在学习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与生态文明理念的不断革新，同时，十九大报告中的内容与环境学院的教师们多年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多有契合。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明德环境”厚重人才培养计划的学员们近期采访了环境学院的老师们，邀请他们深入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本期为孟秀祥教授专访文章，为大家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相关内容。
1.在十九大的报告中，第九部分就是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第三点就提到了生态保护。其中提到了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概念。原文中说，“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老师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生态廊道”这个概念？我国“生态廊道”建设状况如何？
生态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指不同于周围景观基质或群落结构的，由异质植被或水体等生态要素构成的，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结构或生境类型。
生态廊道建设被广泛用于我国的大尺度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工程，尤其在生态斑块连接及自然保护区网络构建等方面。如在我国的秦岭山系、岷山山系、邛崃山系及凉山山系的大熊猫生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中，廊道建设即是重要的生态恢复措施之一。
2.我们了解到老师您的研究大多与麝类有关，能否就麝类动物的保护谈一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濒危动物保护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因区域性的快速发展而导致濒危生物的适宜生境减少、丧失，加之历史上的直接和间接利用，诸多物种已处于濒危或灭绝边沿。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是基于野生濒危生物的原生生境和种群的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此外，基于迁地（人工）环境和种群的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也是生物多样性保育及恢复的重要、有效手段。
我国是全球最主要的麝类资源分布国家和药用麝香资源使用国家。我和我的课题组主要从事麝类等濒危动物的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实践，迄今已经20多年了。我们主要进行高山麝和林麝等濒危麝类动物的就地保育和迁地保育，旨在恢复其野生种群和生境。此外，也进行麝香资源保育研究，探察药用濒危动物资源保育及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药用资源安全。
3.报告中提到“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老师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三条控制线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硬性约束指标，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及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彰显了我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决决心，也表明，我国以后的发展将被导向为基于生态发展、效率发展、资源集约发展和节约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意义在于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资源实施强迫性保护。辅以对基层层面的相关规划、监测、巡视及评估等的制度和体制建设、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将对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划定不可触碰的生态环境红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是为了守住耕地红线、确保耕地面积，从而保障国家和区域的粮食安全；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目的在于优化规划、合理控制发展规模、高效使用土地、节约土地资源，推动城市集约化发展。
三条控制线互有区别、各有强调，但也互为支撑、内在统一，均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举措。
4.我们注意到您的研究课题中有关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的适应性经营利用，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绿色发展中，您认为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的适应性经营利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生物资源的适应性经营利用(adaptiv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同生物资源的绝对保护（absolute protection）区别，生物资源的适应性经营利用不排斥对生物多样性的合理利用。通过对生境和种群实施保育及生态资源管理，并经过监测和评估，对特定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可进行科学的适度利用，这不仅利于可持续保育、维持区域性的生物多样性，也可使保护区内或周边的社区等自然保护主体获利，从而通过建立和推行“基于社区参与并获利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保育(Community-Base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CBBC)”模式，为自然保护区管理、生物多样性资源保育，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方式或模式方面的探索或创新。
5.您曾研究过四川彝族聚居区生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示范研究，请问您，在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保护的研究会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同时想请教您，对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的地区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我们应该如何改革？
因地处偏僻及交通限制等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但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的区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区域内的扶贫、脱贫及致富息息相关，可以说，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是进行区域内的生态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但其区域内的优异生物资源也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可能性。
目前，我党我国在诸多民族地区正在进行“精准扶贫”，其政策和导向很好，我绝对拥护，但也建议：在诸多部门及下乡干部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多多考虑对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环境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保护及利用，切勿将时代和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的、高污染的项目引到“绿水青山”的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是看区域内的脱贫发展和生态环境保育是否得到了同步的、综合的实现。
孟秀祥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