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7月15日，总规模885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揭牌成立，该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设立，旨在采取市场化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这是环保行业迎来的重磅转折，也是国家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又一大举措。

作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绿色金融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近年来,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发展的障碍及痛点依然存在。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绿色金融教授、博士生导师蓝虹，请她就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动力，以及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分享。

不只是情怀，也是投资机遇

记者：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多是为了“声誉”“情怀”或者监管的“压力”。对此，您怎么看？

蓝虹：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情怀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作为商业组织，金融机构也需要面对市场竞争，如果只是为了情怀，其自身也是难以成活的。其实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都在其中看到了政府的力量，看到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引导。 比如在美国，绿色金融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牵头发展。为了吸引商业银行投资绿色项目，美国环境保护署下设的环境金融中心会把环境治理的财政资金转化为金融资金或者对金融资金的补贴。他们会把有关大气、水、土壤治理等的绿色项目设计成金融机构可以投资的项目，然后把原来的财政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转化为贷款或者贴息等方式通过金融机构发放下去，从而撬动商业资本投向绿色项目。 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政策工具在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能被调动起来，绿色情怀和社会责任很重要，但是从效果来看，央行推出的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银行宏观审慎评估（MPA）、再贷款支持、绿色金融债等政策工具，都对金融机构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扩大绿色金融业务。所以，央行政策工具采取的主要是对商业银行的激励和引导，而不是施压，这是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记者：除了政策激励，从金融行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出发，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内生型动力又有哪些？

蓝虹：不管是在国外还国内，绿色项目都被认为是更安全的项目，因为它的环境风险比较小。在国际上，环境风险已经成为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如果金融机构投的不是绿色项目，那么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加剧，项目可能会受到环保执法或者一些国际公约的限制，一旦被叫停，则意味着金融机构借出去的钱可能无法收回。

相反，如果投的是绿色项目，金融机构就比较不容易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机构做绿色金融，最初是一种风控手段，其内生动力来自于商业银行对环境风险的规避。 坦白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机构面临的环境风险还是相对较小的。因为，环境违法的企业得不到严惩的话，环境风险也就很难传导到金融机构。近几年，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生态环境政策法规，特别是环境损害追责和赔偿机制的建立，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感受到环境风险了。 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更多的源自央行的政策激励，而不是对环境风险的担忧和恐惧。随着未来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强，中国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以规避环境风险的内生动力也将越来越大。

记者：除了环境风险控制，绿色金融本身的商业可持续性表现如何？绿色投资会成为金融机构赢得未来市场的机遇吗？

蓝虹：狭义上讲，绿色金融其实特指金融机构开展的基于绿色新技术的新业务。原本由财政支持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后，项目的财政支持就转化为了金融供给，而当金融机构接纳这些项目时，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业务领域。这些环境公共产品，例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流域水治理等绿色项目的融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动辄上亿甚至几十个亿，银行如果能拿下一笔，相当于做了十几个普通商业项目。 而且，随着银行在环保行业里积累的风控经验、管理经验越来越多，就越有能力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拿下更多项目，进而获得规模非常大的业务量。 

记者：有人说，绿色金融具有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特点。您认同吗？

蓝虹：我们往往对绿色项目的收益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确实，绿色项目的平均收益率偏低，基本上是保本微利。但是，如果能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和绿色金融技术设计将融资成本降下来，再加上项目周期比较长（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绿色项目的收益虽然不会很大，但还是非常稳定的。 另外，绿色项目的风险也是比普通项目要小的。这不仅来自环境风险小，更重要的是市场风险也较小，因为所有的绿色项目的市场竞争只是在招投标时候体现，一旦通过市场竞争拿到政府特许经营权，就会具有一定的天然垄断属性。

例如，一个地区如果已经有一座污水处理厂，除非人口增长确实需要增加污水处理容量，政府是不会发放过量特许经营许可来让企业竞争的，因为这涉及到政府土地投入、地下管网管理等问题。所以，就市场风险来说，绿色项目因为其公共服务的特性，是低于一般市场项目的。几十个亿的项目，又有稳定收益，风险又小，对于金融机构来讲肯定是好项目。 

绿色金融痛点待解

记者：最近四五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突飞猛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障碍与难点。在您看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问题是什么？

蓝虹：应该说，在央行政策工具的激励下，作为供给端的金融机构已经完全动起来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研究团队的数据，2019年底，我国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超过了10万亿元。 绿色金融存在的很大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大量环保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另一方面，大量的绿色资金找不到绿色项目。这其中涉及到了一个绿色项目设计包装的问题。 什么是好的绿色项目？首先，一定是绿色的。央行、银保监会都对绿色信贷给出了明确标准，如果达不到，金融机构是不能把其统计到绿色信贷里，也是不能作为MPA考核指标的。第二，必须能还得起金融机构的钱。绿色金融也是金融，不是财政，所以项目每年的还款来源必须稳定。很多绿色项目之所以找不到资金，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还有一个就是绿色项目没有设计包装。 因为绿色项目原来是由财政供给，必须设计合理的收费机制，才能由财政供给转向金融供给——从财政支持转化为金融供给最核心的要素是付费机制的转化，以前是通过国家税收收费，现在转化为市场收费，例如污水处理费就是通过包含在水费中一起征收，然后再转给污水处理公司，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付费问题。付费机制的设计原则是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居民购买了多少水使用，就会等量排放多少废水。当绿色项目没有设计包装好时，收益达不到金融机构的最低门槛，金融机构就无法介入。

记者：具体来讲，该如何推动绿色金融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结合？谁来对绿色项目进行包装设计？

蓝虹：为了实现绿色项目与金融机构的对接，我们在贵安新区成立了绿色金融管委会，作为政府机构对绿色项目进行设计，并且建立起了绿色项目库，定期向金融机构发布好的绿色项目。我认为，地方政府或者是央行应该在各个试验区设置这样专门的绿色金融机构，设计和推出绿色项目。 在美国，环境金融中心负责绿色项目的设计与推广，它分别依托8个区域的地方性环境金融中心对全国的绿色金融工作推进进行指导。我认为在中国应该由央行牵头组织类似的环境金融中心，然后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各个区域设立绿色金融技术支持中心，负责各地区绿色项目的审评、包装、对接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央行的钱精准投放到绿色项目中，确保绿色金融帮助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

另外，这个环境金融中心还需要同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进行对接，把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的财政资金与央行的绿色金融激励政策结合起来，让绿色项目转化为金融机构愿意投资的项目。 

记者：总结一下，您认为中国绿色金融下一步发展的发力点应该在哪里？

蓝虹：第一是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标准一定要非常详细，要不断更新，而且绿色项目的认定一定要在政府框架下进行。如果不牢牢守住绿色金融标准，确保绿色金融资金真正支持绿色项目，如果绿色金融不能帮助实现环境治理目标，那无论资金总量多少，都很难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第二是对接机制。也就是前边谈到的，一定要对绿色项目进行设计包装，特别是收费机制的设计，各种资源的资本化设计等。第三，有更多的绿色激励政策和更严格的环境执法力度。更多的绿色激励政策，会让金融机构更有积极性投入到绿色项目中；更严格的环境执法力度，会让金融机构不敢去触碰黑色项目。 

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记者：据了解，贵州省绿色金融标准是第一个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进去的。请问，金融在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哪些方向或创新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蓝虹：从全球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亟需金融资本的支持。我国出台的一系列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规划和措施，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也为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机遇。以国家公园为例，从其概念被提出之时,目标之一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创新性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实际上，绿色金融发展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可以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例如，要建一个国家公园，政府肯定无法一次性投入太多财政。此时，金融机构可以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建国家公园，然后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国家公园非核心区域的商业运营等形成一个资金流，每年偿还给银行。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国际属性，很容易吸引到国际赠款，再加上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等，完全可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设计成一个分期付款、多渠道还款来源的市场化运作项目，这样，金融机构就可以介入了。

（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年07期   原标题：《让绿色金融真正服务生态环境治理——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蓝虹教授）